作者：刘利平
策划：老胡
壹
1998年10月9日，单伟建和顶头上司庞德曼（David Bonderman）一起抵达首尔，他们要面见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主席李宪宰。李先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面容清癯，不苟言笑，自信但又充满疑问。他主掌的金监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组织，虽人手不多，但在当时几乎担负着挽救整个国家的沉重使命。
因为，国家正在破产。金监会受命重组和改造整个国家的银行体系。
1997年年底，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濒临主权债务违约。由于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骤降，韩国央行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估计，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当时剩余的金额大约只有6亿美元至9亿美元，比头一年少了至少97%。这一年，韩国股市暴跌49%，韩元对美元贬值65.9%。
在危急关头，韩国中央政府甚至号召全国民众捐出自家的金银首饰，以填补外汇和黄金储备之需，这当然是杯水车薪。为了避免主权债务违约，韩国政府不得不向IMF寻求紧急财政援助。后者最终愿意提供58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这个救助计划基于严格的附加条件，即韩国政府必须采取紧缩政策，重组银行体制以及财阀集团，对其经济结构进行深刻的调整。2018年在韩国上映的一部由金惠秀主演的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对当时的场景有纪实性的还原。
然而，IMF严苛的附加条件激怒了韩国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成长于朝鲜战争之后，数十年来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立于代表亚洲经济发展奇迹的“四小龙”之列，他们自豪于整个国家所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
所以，一夜之间，当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倒逼民众必须勒紧裤带过日子时，一个国际组织居然“落井下石”地要求重组其国家银行和民族企业，这无异于是让大韩民族颜面尽失的奇耻大辱。很多韩国民众把这个国家遭遇的金融危机称作为“IMF危机”，一些民众还把“IMF”三个字母贴到电梯的按键上，一上电梯就使劲摁，以此泄愤。
李宪宰是头脑清醒的改革派，并无韩国普通民众所广泛展露出来的民粹情绪和排外心理，他从波士顿大学留学归国，还在哈佛大学进修过，竭尽全力地希望抢救祖国经济于悬崖之侧。提拔他的韩国总统是1998年2月新上任的总统金大中，这位政坛斗士毕生坎坷，上任之前差点死于非命，甫一上任，又面临国家遭遇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韩国的银行、监管机构、政客和被称为财阀的大型工业集团，如LG、大宇、三星、现代等，维持着一种隐秘的共生共存关系。这些银行由国家控制，而财阀集团则几乎全部是由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家族控制。实际上，财阀集团几乎全部是由政府挑选出来的，能够获得银行给予的特别支持，由银行向它们提供巨额的优惠信贷，企业则能够牵头发展钢铁、船舶和半导体业务。
在很大程度上，倚仗于这种关系，韩国甚至在经济繁荣的几十年里也并不欢迎外资，其市场比较封闭。对于政府扶持的产业，财阀集团也不愿意肥水流入外人田，这些财阀热衷于向外借债，但不乐意吸引外国股本投资作为资金来源。
财阀集团与国内银行共生共存模式一方面在众多产业为韩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风险，因为通常来说，但凡是一家有基本风险意识的银行，对单个企业的贷款额在其资本金中的百分比都会维持在较低水平，目的是分散风险，即使借款人倒闭，也不至于把银行拖垮。但是，当时韩国很多银行对单个财阀集团的贷款额甚至可以高达银行自身资本金的50%。
因此，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这种共生共存模式下，韩国金融银行体系背负着极高的风险，一旦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整个系统都可能轰然倒下。
贰
1997年，危机果然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大面积破产超过了韩国政府可以承受的能力，整个体系很快崩溃。韩国一些最大的财阀集团陷入破产或被迫重组，韩宝钢铁、大宇、起亚汽车等财阀集团以及多家小型银行接连倒闭。其中两家全国性大银行——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在濒临倒闭的情况下被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来竭力维持这两家银行的运营。
IMF派遣到韩国的金融家们对这个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底层逻辑心知肚明。所以，当他们最终愿意给韩国政府提供总额达58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计划时，附加条件之一就是韩国政府必须将其收归国有的这两家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
为什么必须是外国投资者呢？因为这些金融家很清楚韩国的银行体系里在当时甚至还未建立起信贷文化。所谓信贷文化指的是金融机构一种积淀下来的力量，包括合规、程序至上、分散风险等基本要求。而韩国当时的国内银行发放贷款并非根据受贷方的还款能力，而是按照政府政策或私人关系眼色行事。这也是在当时韩国众多银行在经济危机中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而无法收回的主要原因。
引进外资机构的目的也是为了引进信贷文化和国际最佳的银行经营方式，帮助韩国重组其银行体制，从而减少坏账的产生，以根除银行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韩国政府聘请了摩根士丹利（后称“大摩”）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时韩国政府的财务顾问，其任务是寻找符合资格又有兴趣的投资者，并协助韩国政府与他们谈判。
对于将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怎样的外资机构，韩国政府在招标文件中表明希望是“一家国际商业银行”。这不难理解，因为外国商业银行所掌握的银行管理先进经验最丰富。
但是，当时正是非常时期，诚意投标者难觅。毕竟连韩国政府都已经身处破产边缘，经济又陷于低谷，外资出逃尚且唯恐不及，谁会以身试险逆势投资韩国呢？
大摩深谙行情，他们决定把网撒得更开。这家人脉资源丰富的国际投行并没有按照韩国政府要求的那样只把投标邀请函寄送给国际银行，而是同时寄送给了一些国际私募机构，即便是名气尚小的私募机构也收到了邀请函，比如单伟建担任合伙人的新桥资本（Newbridge Capital）。
用于出售的两家国有银行在客户数量、分行网络、存款和贷款的市场份额方面虽然都位于韩国最大的银行之列，但都有大量不良贷款，不良率甚至高达25%。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正常运营情况下，一家健康的商业银行不良率应保持在5%以内，大多在2%左右。按照韩国当时的监管规则，银行的资本金仅占其总资产的5%左右，银行的总资产中基本上都是贷款，不良率达到25%意味着资产收不回来的贷款已经达到银行资本金的5倍。
也就是说当时韩国收归国有的这两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已经完全资不抵债，处于事实上的破产境地。
很难会有国际银行有兴趣来接下如此糟糕的资产标的。而且，接盘方必然要应对韩国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民粹情绪与排外心理，这可能会给收购后的业务开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庞德曼是德州太平洋集团（后简称德太）的创始人，这家私募机构的英文缩写是TPG，如今已是在国际金融界声名响亮的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但在1997年时，其创办才5年，在美国本土之外几乎名不见经传。TPG设立的、由单伟建掌控的新桥作为新成立的私募股权基金则更不必说。
但是，庞德曼对银行这门生意有很深了解，且是一个大胆的逆向投资者，善于发现那些别人不看好的标的价值，并愿意冒着风险去获得投资机会。
单伟建与庞德曼决定火中取栗，他们长途奔袭到首尔，与李宪宰见面，有志于拿下韩国第一银行。
叁
单伟建是谁？如今但凡对金融行业稍有了解的人应不陌生。他现任香港私募基金太盟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家机构是亚洲最大的独立私人股权投资管理集团之一。在此之前他曾担任TPG资本的高级合伙人和摩根大通的中国首席代表。
2024年4月份，他广受关注的一次行动是主导了由太盟投资集团带领中信等投资集团以约600亿元资金收购万达商管集团60%的股份。这笔耗资巨大的交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王健林创办的万达帝国陷入违约危机。
单伟建人生中的前26年都是在中国内地度过的。他在12岁时被迫中断学业，在15岁的1969年曾作为知青被送到内蒙古戈壁沙漠务农，在那里受过冻，挨过饿，还在粪肥里爬过，他当过农场工人，做过制砖工，在上了一个医学速成班后还做了好几年的“赤脚医生”。直到1975年，他回到北京在当时的对外经贸学院英语系学习，并在其后作为文G后首批留学生被送到美国留学。最终他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当了六年教授。
此后，单伟建决定转投商海，并从美国举家搬迁到中国香港，在1993年开始担任当时摩根银行（2000年被大通曼哈顿银行收购后改名摩根大通）的副总裁兼在中国的首席代表。1998年，当他和庞德曼谈判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时，他的职位是新桥资本的合伙人。
新桥资本是庞德曼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创建于1994年，最初是一家专注于投资中国的投资基金，资本金只有1亿美元，但后来其投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洲。在单伟建加入之前，新桥资本在中国已投完了最初的1亿美元资金，但几乎一无所获。不但没有一个能为其带来盈利，即便是投入的本金也只能通过人脉关系和谈判财艰难收回。
韩国第一银行这笔买卖同样风险重重。IMF对韩国的美元现金贷款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让韩国摆脱金融危机，只是帮助韩国度过了最初的危机阶段，但资金量不足以改变资金流出量远大于流入量的状态。
发挥长期作用的是IMF的附加条件。这些严格的附加条件要求韩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迫使韩国政府取消了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允许外资收购韩国企业的控制权。
虽然当时还只是并不知名的私募机构，但形势有利于新桥资本。因为当时的韩国政府急切地需要为这家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找到白马骑士，且庞德曼当面向李宪宰承诺了“资金不成问题”。
在国际私募行业，单伟建当时还算不上训练有素，他在摩根银行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私募机构。实际上，当他与庞德曼面试后，这位老板对他的评价是“这个家伙根本不知道私募基金是怎么回事。” 但是，庞德曼欣赏单伟建的个性和学习能力，以致于当单伟建提出的高昂薪资要求时，他告诉人力部门“他要啥就给啥”。
单伟建确实有看到一个投资标的的缺陷与长期价值的能力。他认为韩国众多银行之所以陷入困境，本质原因是政府以政策或直接命令影响银行发放贷款，政府干预是这些银行破产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提交给韩国金监会的投标建议书中，新桥资本要求虽然只收购所购银行51%的股权，但新桥必须拥有100%的投票和控制权，以保证可以完全地按符合国际市场最佳的方式管理银行，避免韩国政府干预。
肆
银行业改革的成功对于恢复韩国国内外对其金融体系的信心至关重要。因为，出售这两家破产银行不只是IMF救助计划的附加条件，更重要的是，这是韩国政府改革银行体制整体战略的关键一步。韩国政府可以借此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韩国政府对银行业进行改革的意志坚决。
同时向韩国政府竞购这两家破产银行的其他机构为国际最顶尖的汇丰银行以及花旗银行，但只有新桥资本在方案中提出了将和韩国政府共享对破产银行改造成功所带来的收益，愿意主动让渡一部分利益。而其他两家的方案都置韩国政府于只可能赔不可能赚的境地。
如果当时这些金融家们执意收购这两家银行100%的股权。那么韩国政府只能颓丧地告知民众国家在这笔交易中损失了多少钱，以及将会损失多少钱。而且未来这两家银行如果能起死回生、重新赢利时，只有这些外资银行能从中获利，而韩国社会得不到任何好处。
如果金融家乘人之危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笔投资可能将在整个韩国社会埋下长期风险隐患。逻辑很朴素，韩国政府为拯救这两家银行已经投入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全都来自于这个国家的纳税人，但将这两家排名前列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卖给外资，等到这家银行赚到盆满钵满时，纳税人将对政府及外资收购者心怀怨恨。
一位成功的金融家和一位杰出的金融家有什么区别？成功的金融家可能能创造更多的利润，但杰出的金融家在买卖中看到的则不仅仅是利润，而且是希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帮助一个落后的国家在金融体制甚至是其他方面实现长期的正向改革。
在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政府指导经济的政策看似行之有效，金融体制中的弱点和缺陷被浮华所掩盖，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这些弱点和缺陷都被迫暴露出来。所以，在当时，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危机中的亚洲各国都在进行类似的韩国一样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也看到了对金融业的改革已箭在弦上，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单伟建所带领的团队与韩国政府的团队谈判过程历经艰辛与周折，捉对厮杀穿插其中，而签订最终投资条款书的博弈过程更是百转千回，其中涉及到众多波谲云诡与斗智斗勇的对决，双方甚至一度陷入要对薄公堂的绝境。
这其中的本质矛盾是，对于一项陈旧制度的改革，必然会遭遇保守派的阻挠和挑战，这无关对错，但事关勇气。比如，当时阻挠交易达成的韩国政府中的反对派就拒绝接受按照国际最佳的标准来重组其银行体系，拒绝与国际接轨。
最具演绎性的情节是，神秘的保守力量让谈判过程增加了一些电影般的观赏剧情。比如，韩国的情报机构在谈判过程中就密切监听了单伟建和他的谈判团队成员的电话和传真线路。为了保密，单伟建和他的团队有时只能使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甚至只能在韩国境外召开需要保密的会议。
但是，双方最终同意，对于韩国第一银行，新桥资本和韩国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投资，各占51%和49%的股权，使得代表纳税人利益的韩国政府有权获得约一半的未来收益。
这笔交易让新桥资本和单伟建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大噪。但是。归根结底网上股票配资平台，新桥资本对韩国第一银行的独家收购是否能够将其化腐朽为神奇才是真正困难的部分。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专业炒股配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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